第一次在电影院和其他观众同时“看”电影《逆流大叔》时，视障人士子伟说，自己感受到了一种平等,“我们是同频地在看，很平等、很舒服。”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表明，中国视障群体已超1700万，相当于每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无论是生活基础设施还是就业，视障人士的需求都在被看见和满足，但在文化生活领域，视障用户的需求似乎依然处于边缘。

越来越多的组织和机构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投入。其中无障碍电影的放映便是近年来受关注的重点之一。无障碍电影的“放映”方式、放映限制等问题也一直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

今年5月，国际版权法领域的第一个人权条约《马拉喀什条约》正式对中国生效。在这之后，我国也相继完成了《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以及针对条约制定了规范性文件，这为在国内制作和向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电影铸造了法律依据。

12月3日是世界残疾人日，中国残联与阿里文娱公益宣布，双方合作的视障用户身份认证功能正式应用至优酷无障碍剧场，视障观众完成认证后即可免费欣赏剧场内的无障碍影视作品，这意味着《马拉喀什条约》中精准对视障用户开放无障碍影视内容的规定首次被平台端落实，视障群体能拥有更多的影视“观看”资源。

可以预见，接下来将有更多的视频平台、电影产业参与者加入这场为视障者构建“文化盲道”的历程。在文化生活领域实现平等这个问题上，无障碍电影往前走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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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影”模式

回想起2018年在香港“看”电影《逆流大叔》时，子伟说自己充满了期待。他讲起那段“观影”经历时连声赞叹，并不断用“优秀”和“专业”来形容。在电影《逆流大叔》的放映厅里，子伟先是摸到了一个遥控器和耳机，戴上耳机后，子伟发现遥控器里还能在多种语言间切换，“粤语、普通话、英语都有。”

这一场放映还带给了子伟更多的惊喜。“除了设备专业，音轨的音质也很饱满、专业，比如处理台词该在哪里插入、在哪里休止才不会阻挡电影原声对白的方面，这场放映真的做得非常优秀。”

这和子伟在日常生活中“看”电影的经历不同。有时子伟也会选择到广州图书馆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去“看”电影，但观影的环境有时让他感到无奈。“那是一个口述电影的场合，其实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所让大家社交。视障者可能就会借助这个机会在场下开始拉家常，你很难沉浸式地投入观影。”除了环境对观众的要求比电影院弱，口述者的现场讲解、口述人员的频繁更换也让子伟常常觉得很容易“出戏”。

新华社出品的纪录片《共同的追求·听电影》讲述了“光明影院”志愿者团队让视障朋友“观影”的故事。

在子伟的讲述中，视障者“看”电影的两种模式也逐渐明了：一种是观看现场以口述形式在电影台词间隙为视障者提供讲解的电影，一种则是在电影中直接插入一条新的配音音轨，当电影播放时，视障用户可以听到与画面匹配的、电影原声以外的另一套解说词。

前一种模式在国内的不少公共图书馆中以口述影像的服务方式进行着，讲述者会在现场讲述与制作无障碍电影。据统计，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重庆、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都开展过无障碍电影体验活动。如子伟提到的广州图书馆，就从2009年开启了以播放无障碍电影为主的口述影像活动。

后一种模式越来越成为视障人士可触及的看电影方式之一，而走进电影院和明眼人看同一部电影也是视障人士社交需求的实现。无障碍电影制作项目“光明影院”宣传组成员潘悦向本刊提到她的一个观察，无障碍电影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想象之间的平等”。“你猜视障朋友最爱看哪类电影？其实是科幻片。之前我们做过《流浪地球》的放映，他们就特别喜欢。对于他们来说，科幻电影是明眼人想象出来的，在‘观看’中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讲述建构他们对科幻世界的理解，在这个距离上，他们与明眼人之间又近了一些，想象与想象之间是平等的。”

200余名视障人士观影无障碍版《流浪地球》。

铺就“文化2 盲道”道”

中国传媒大学的光明影院项目曾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过254场公益放映活动，将无障碍电影的覆盖面扩展到了31个省（区、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据了解，自2017年启动的光明影院项目至今已制作完成416部无障碍电影作品和1部无障碍电视剧。

潘悦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参与中国传媒大学的“光明影院”项目。她告诉本刊记者，从拿到片子到最后呈现在视障用户面前，一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一般会经历拉片、撰写配音词、审校配音词、配音、后期等流程。10分钟的电影片段，潘悦需要用1小时来写配音词。“总体上，我们会希望给视障朋友还原一个最完整的感受，写完配音稿还要试着念一遍，不能压到原台词，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匹配上时长，还要匹配上内容。所以写讲解稿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光明影院”老师辅导团队志愿者进行无障碍电影配音。

同时考验团队的还有如何不剧透地给视障人员还原全部的画面信息。“比如这个中间只有3秒间隙，但画面上有7处内容要讲，那你就要想，讲哪一个比较合适，什么放在前面讲，什么放在后面讲，你讲的时候也需要来回地退回去看，再去匹配时长。”

避免“剧透”在悬疑片讲解中尤其有难度。“比如你知道这个人是凶手，你可能讲解的时候下意识就会讲，凶手接下来会做什么，但这就剧透了，你得把握好那个度。”在潘悦的实践中，她发现动作片反而是更容易讲解的，这可能是因为视障人士身上发生了“感官代偿”。“动作片里打斗的情节多，可供讲解词插入的间隙也多。其实视障朋友的听觉会比明眼人更敏感，他们可以听到声音就直接捕捉到角色在做一些什么动作，比如开门开窗动作，我们不必直接去讲‘主人公把门打开了’，他们听到门‘嘎吱’一下的声音，就能想象这个动作。”

无障碍电影的形式，让盲童也能感受到电影带来的开心。

光明影院后期组组长陈中瑞是在本科的一个讲座中被无障碍电影触动的。那时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院长高晓虹提到了“文化盲道”的概念。“高院长当时给我们举了窗外盲道的例子。他说你看外面的黄色盲道这么多，但我们很少看到视障朋友，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地和社会接轨。无障碍电影这种形式就是运用文化艺术，去打开视障人士跟社会接轨的通道。”

这也成了他加入光明影院项目的初衷。加入“光明影院”项目不久，陈中瑞就观察到无障碍电影急需专门的后期制作组来完善电影制作流程，他发起了光明影院后期组的组建。在实践中，他发现后期组的日常工作并非只是将讲解词简单镶嵌到音轨中混音，还包括许多从视障观众角度出发做的声音调整。

“比如说电影里的耳语部分，以正常的音量来放，明眼人会听不清，但他们可以辅以字幕来理解。而对于视障朋友来说，我们在处理时就得将这个地方的音量也调整得大一些。有一些声音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功效，比如持续的爆炸声、枪声，如果担心这些会掩盖台词，我们也会做一些处理。我们最终还是要让音频和电影的原声去尽量地融合，不能说特别出戏。”陈中瑞说。

视障朋友认真“观影”。

陈中瑞很喜欢《西虹市首富》这部电影，自己在家里就看了两遍。一次他到了《西虹市首富》的无障碍放映现场，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在电影结束后拉着妈妈的袖子，上蹿下跳地说“妈妈我终于‘看’懂了”。“我们立刻去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妈妈解释说，以前已经带女儿去影院看过电影，感受到周围人笑时女儿也笑，但终归没有看懂，这一次看了无障碍版，她真的能完全‘看’懂了。视障朋友‘看’完电影后欢欣雀跃的瞬间，也给了我们特别多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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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是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无障碍电影的制作是一个不断调试的过程。比如光明影院项目在讲解稿的撰写上就经历过几次大调整。陈中瑞举了个“颜色用语的去留问题”作为例子。一次团队在线下放映时，讲解到了有关颜色的词，跟现场放映时有项目成员发现，一个小女孩看完电影后，拉着妈妈的手问什么是红色。这给到整个项目组一个认知：颜色对先天失明的人而言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在一段时间内，团队减少了在电影中讲述关于颜色抽象词汇的频率。

又在一次线下盲校电影放映中，团队中有人发现，有同学对“树叶是绿的”提出了异议：“你们说树叶是绿色的，但在我脑海里，它是红色的。”这说明视障人群其实有颜色概念，但同时也希望他们世界中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在多番考虑下，团队又在讲解词中恢复了颜色用语，只是这一次，他们收缩了色彩方面的讲解，而提到更多的是色彩的隐喻意味，“我们后来会讲解红色是温暖、充满希望的，蓝色是冷静的。”陈中瑞说。

北京盲校公益放映。

光明影院项目给每年定下了制作104部无障碍电影的目标，希望能让视障人士每周可以欣赏两部电影，达到甚至超过明眼人的观影频次。陈中瑞介绍说，项目组会将制作好的影片送到各个地区的残联、盲协、盲校或盲文图书馆，但具体的放映组织和执行其实还要看各机构的安排。“地区机构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的视障人士能否接触到这些无障碍影片。”

无障碍电影的各地执行需要顾及的点在于方方面面，比如观影场地的协调、观影人力的统筹等。今年9月入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梁江波有先天性视力障碍，他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是在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他也曾参与过组织线下的无障碍观影活动，他向本刊讲述了对助盲志愿者培训的过程。“既然要作为志愿者去和视障朋友接触，第一时间就要对视障者的基本状态有一个感性认识，所以一般在培训时，我会先让大家蒙上眼，有时可能是一起去走一走，有时可能是一起蒙上眼来感受一段视频。”

“光明影院”走进山西省吕梁盲哑职业学校。

除了各地区的执行以外，陈中瑞认为在社会共识、行业模式方面也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去做，来推进无障碍电影的普及。“无障碍电影目前还没有在电影行业当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个过程需要全国甚至说全世界各界共同努力，光靠我们一个学校、一个项目，再怎么努力推进它力度都是不够的，所以首先在意识上需要全社会提升，行动才能到位，这还是需要全社会来共同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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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看见”更广泛

当越来越多的机构、平台加入无障碍电影的制作，关于行业的标准也需要被讨论和细化。公开信息显示，光明影院团队提交了“面向视障者的数字电影音频描述制作打包与还原技术要求”，已获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的批准立项。

此外电影版权也一度困扰着无障碍电影推广的执行者们，也受到电影界人士的关注。201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贾樟柯导演就与32名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发展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的议案》，就无障碍电影的立法、版权限定和服务提升等方面提出构想方案。

聊到无障碍电影的选片时，陈中瑞提到除了影片质量，版权也是衡量的标准之一。由于“光明影院”是中国传媒大学与北京歌华有线联合推出，因而他们制作的大量影片就来源于北京歌华有线的版权库，但陈中瑞观察到，近期《马拉喀什条约》落地了，这或许会给无障碍电影推行带来一定的利好。

《流浪地球》无障碍版播放。

今年5月5日，国际版权法领域的第一个人权条约《马拉喀什条约》正式对中国生效。《马拉喀什条约》于2013年6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上缔结，对视障者权益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今年生效后，我国也相继完成了《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以及针对条约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为在国内制作和向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电影铸造了法律依据。

可见的变化是，影视平台也在加入无障碍电影的制作推广中。在今年的国际盲人节，优酷就在其无障碍剧场上线了无障碍版《第一炉香》，其他平台也加入无障碍电影的实践和推广中。子伟也表示自己闲暇时常上视频平台“看”电影。“可能十几二十年前，我们要获知信息得通过收音机或听电视。但今天，视障者人人都有手机，有手机就能上网，跟大家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各个视频平台去‘看’想看的内容。”

无障碍剧场带给视障朋友“听享”体验。

但在具体实施层面上，仍面临着不少现实问题。《马拉喀什条约》规定，精准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版本内容才可不受版权约束。而要精准保证无障碍内容仅针对视障用户开放，仍需要权限平台与机构之间互通提供权限确认服务。中国残联迈出了第一步，在12月3日宣布，中国残联与阿里文娱公益宣布，双方合作的视障用户身份认证功能正式在优酷无障碍剧场应用。这解决了精准为视障人士提供无障碍版本内容的问题，也是今年5月《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生效后，首次以规模化阅读障碍者为受益人，提供在线无障碍视听作品的案例。

中国残联与阿里文娱公益合作的视障用户身份认证功能，正式在优酷无障碍剧场应用。

平台与视障用户之间的交互适配是另一个问题。在接受南都娱乐采访时，阿里文娱移动技术负责人田径杯提到了视障人士使用APP时常会遇到的“体验痛点”：视障人士在使用手机时依靠于旁白模式的朗读，在不支持无障碍的APP中，旁白模式将会读取所有文字，这对视障用户来说使用体验会非常差。

“比如你打开视频平台，页面上视频内容分成好几部分，右上角是角标，右下角是剧集的信息，比如‘更新到12集’。下面是文字标题，比如《圆桌派》，还会有一段副标题介绍当前的更新内容，如果没有去做任何适配，用户就要听4段内容才能听到他想要的副标题信息，非常混乱。”田径杯举例道。

视障朋友可以为无障碍影视提供更多细节建议。

在无障碍剧场的筹备与优化中，田径杯所在的团队定期寻找视障测试人员来帮助，找出了许多更细微的调整。“比如说播放页，明眼人看视频大概3秒播放工具栏就能自动隐藏。但视障用户不知道隐藏了，还会想去继续操作，也不知道工具栏切到哪去了。这时候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检测，在旁白或无障碍使用情况下，工具栏必须常驻在界面上，并且告诉视障用户状态栏显示着。”田径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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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看见更“及时”

与版权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影片的“窗口期”。近年院线电影“上网”速度越来越快，但这种“加速度”并没有同步在无障碍电影中。子伟在采访中就提到，每当档期内有热爆电影上映、在社交平台形成广泛讨论时，他也会心痒痒想去“看”电影，但几乎只能实现“听”。“比如沈腾某部电影很火，之前《你好，李焕英》很爆，大家都会在各平台甚至生活中讨论，我们也会接触到信息。看电影也是一种娱乐方式和文化滋养，即使是干听，我也会想去电影院听。但我在线下看的无障碍电影，很多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就很难专门抽出时间去看。”

陈中瑞也注意到同样的问题。由于制作周期、各地区放映安排等因素影响，很多视障人士看到的电影是半年甚至一年前上映的，并没有“同此凉热”。“明眼人在电影上映后立刻看并进行了一波讨论，而当视障朋友‘看到’时，已经不是热点了，他们还是没能真正参与到社会范围的讨论中。”

对于构建观影同温层，让视障用户能及时、同步“观看”院线电影的问题，优酷法务部版权管理负责人王冀表示，在《马拉喀什条约》正式生效、中国修改《著作权》法后，需要找到商业规范与公益的平衡点。“《马拉喀什条约》解决的是印刷品阅读障碍者的权益问题，这个条约是国际条约，本身只解决了文字作品对无障碍人士提供的权利。中国《著作权法》（的修改）开辟了更适合做无障碍电影推广的土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会希望我们对所有人士，无论是正常人还是残障人士都应该有一样的权益。缩短影视内容常规版和无障碍版上线的时间差，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2021年在北京国贸大望路的万达影城，电影《1921》开展了视障人士与普通观众同步观影的场次，首映会参与方之一便是光明影院。在现场潘悦发现，视障人士通过他们的讲述，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和明眼人用眼睛看到的是一样的。“你觉得好笑的地方他们也会笑，某些段落他们也会偷偷抹眼泪，画面在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他们也会自发地鼓掌。我才理解原来你给他们讲的东西，他们是能听懂的，也仿佛真的让他们‘看见’了。”

电影《1921》无障碍版放映。

一场场的“同步放映”将视障人士带到了与明眼人观影的同温层，但商业与公益之间的平衡，仍需进一步的探讨。

采写：南都记者 林文琪

30多年后，再次经过张沟电影院这里，电影院已经被拆了，看着熟悉的地方，一时之间有种时过境迁的感慨！一段很酸楚的经历，一下子涌入眼帘……

 

还记得我小学三年级，我姐小学四年级，那天我姐班里发了一张电影票，他们同学都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我硬想跟着我姐一起去（我姐也希望有好事跟我一块分享）。我住的地方离电影院有10公里，我一路上跟着我姐班的同学小跑着去的，当时一点也不觉得累（也从来没有人觉得危险），反而觉得很新鲜。好不容易到了电影院，人家票口有人查票，我只能留在门口等她们看完出来一起回家，而我姐只能自己进去看电影，因为她们是带着任务去的（需要写观后感呢！）

 

我站在门口，一直眼睛巴巴盯着门口往里忘，还不停的调整角度，希望能够看到一点什么画面！直到电影快结尾时，那个验票员走开了，旁边一位卖东西的老爷爷就问我：你是不是想进去看电影？我说：是，可是我没有票。老爷爷很有经验的跟我说：你快进去吧，你现在进去还可以看到结尾。我当时年龄小而且胆小，不敢相信的确认：真的吗？我真的可以进去吗？老爷爷说：你放心吧，我真的不骗你，现在可以进去了，你看门口都不站人了。我听完立马跑进去，刚一进去里面黑乎乎，但是我姐一眼就认出了我，叫我过去坐她旁边。

 

就这样我在电影院里面看人生的第一场电影，仅仅是一个结尾。回到家，我姐给我讲了前面发生的故事，然后我脑补了一下画面，算了解了整个情节。（真的想不起来是什么具体的电影名字了，这事是真实记得的）

 

 

我爸爸后院的菜地

 

 

 

我弟弟家菜园

 

因为“光明影院”，许多视障人士欣赏了人生第一场电影——

 

“光明影院”志愿者与观众在一起。

 

 

观众因被剧情感动而落泪。

 

 

“光明影院”学生志愿者正在与小朋友交流。

 

截至目前，“光明影院”在31个省区市进行公益放映和推广，将无障碍影视产品送到各地2244所特殊教育学校。

　　无障碍电影不只是单纯讲述画面，更要帮助视障朋友了解画面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有字斟句酌地细致打磨，才能呈现一场“视”听盛宴。

　　近5年来，“光明影院”从概念到落地再到“开枝散叶”，为很多视障人士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如今，这项改善视障朋友生活品质的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是《流浪地球》……”

　　闭上眼睛，头微微向上抬起，马德丽认认真真倾听解说词，舍不得漏掉一字一句。遇到惊险刺激的情节，她紧张地抓住座椅扶手。身旁的同伴唐发米、王惠容，同样“看”得入神。

　　四川省西昌市德昌县的马德丽，经营着一家盲人按摩店。全盲之后，她很少出门，更不要说看电影。听到四川省盲协要放映无障碍电影的消息，她当即决定：按摩店停业一天，一起去“看”电影！

　　让马德丽热切期待的这场电影，从制作到放映，全部由中国传媒大学“光明影院”公益项目团队的志愿者完成。创立近5年，“光明影院”先后有500多名师生志愿者加入，制作完成500多部无障碍电影和46集无障碍电视剧《老酒馆》，涉及动画、现实、科幻、历史等类型题材。截至目前，“光明影院”在31个省区市进行公益放映和推广，将无障碍影视产品送到各地2244所特殊教育学校。

　　制作让视障人士“看”得明白并吸引他们走进电影院的无障碍电影

　　中国传媒大学南门外，一条东西走向的盲道铺设在人行道上，为视障人士的生活提供便利。

　　目前，全国约有1700多万视障人士。“我们已经建起一条又一条盲道，该如何铺一条通往心灵的‘文化盲道’？”从盲道旁走过，“光明影院”发起团队的老师们陷入沉思。

　　研究显示，普通人获取的信息，大约80%以上源于视觉。电影被称为“光影盛宴”，而失去视觉，意味着一切源于光影的情节、美感和想象力，还有光影里那个辽阔而灿烂的世界，统统归于混沌。看不见，是视障群体面对电影时的无奈。

　　怎样制作让视障人士“看”得明白并吸引他们走进电影院的无障碍电影？

　　在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会议室，一场激烈的讨论就此展开。一开始，老师们决定采用“录音剪辑”的方式，把原本一到两小时的电影用半小时左右讲述出来。经过一番深入讨论，这一方案被大家放弃了。“普通观众可以在电影院欣赏电影，感受故事的起伏与悬念，视障朋友也应该能以同样的方式体验电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研究员赵希婧说。

　　最终，“光明影院”确定了无障碍电影的基本形式：在电影对白和音响的间隙，插入对于电影画面的讲述，描绘画面内容及其背后的情感与意义。

　　“‘光明影院’的寓意，是帮助视障人士寻找光明、获得希望。”中国传媒大学无障碍信息传播研究院副院长付海钲说。

　　2018年5月20日，第二十八次全国助残日，一场特殊的电影试映会在北京市东城区广外南里社区文化站举行。50多位视障人士欣赏了无障碍电影《战狼Ⅱ》，见证了“光明影院”正式开张。“以前从来没想过能‘看’电影，今天真切感受到了生动的故事情节与鲜活的人物形象。”“光明影院”首批观众、视障人士王家骥喜出望外。

　　2个小时的电影，讲述稿长达2万多字，制作前后花费1个多月

　　北京市盲协副主席曹军是一位电影发烧友。他说：“我有很多视障朋友从来没去过电影院。”由于看不清画面，单凭听，视障人士很难完全理解电影的内容。

　　2019年4月，曹军与“光明影院”初识，他的许多视障朋友由此第一次走进电影院，欣赏专门为他们制作的电影。那一次，也是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李怡滢第一次参与制作无障碍电影。李怡滢说：“电影的每个画面，我们需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讲述稿。制作一部无障碍电影，至少要按3000次暂停键。”选片、写稿、审稿、修改、录音、剪辑、混音、导出……2个小时的电影，讲述稿长达2万多字，制作前后花费1个多月。

　　“红色是什么颜色？”一次放映活动散场，人群中传来一个清脆的童声，让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胡芳恍然大悟：“对于先天失明的人而言，颜色，这种仅能靠视觉理解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志愿者们讨论许久，决定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从此，在胡芳的讲述稿中，视障小朋友的问题有了答案：红色，是火焰的颜色，它们都温暖而热烈。

　　“无障碍电影不只是单纯讲述画面，更要帮助视障朋友了解画面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有字斟句酌地细致打磨，才能呈现一场‘视’听盛宴。”胡芳说。

　　除了制作，放映活动现场引导同样重要。视障朋友在哪里下车最方便？一路上有多少个障碍物？从电梯出来到影厅一共有多少米？每隔几米需要志愿者维持秩序？每次放映活动前，同学们都会制定周密的工作流程，提前把活动路线完整地走上好几遍。他们知道，每一个细节都关乎视障朋友的体验。有一次，在北京朝阳剧场放映《红海行动》。为确保视障朋友的安全，上百名“光明影院”志愿者形成100多米长的“人形安全通道”，把他们从下车处引导进电影院，直至落座。

　　因为“光明影院”，许多视障人士拥有了人生第一张电影票，那是为他们印发的特制观影券，也是特殊的仪式感。“看到他们用手小心地摩挲电影票，随着电影情节时而欢笑、时而流泪，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值了。”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李超鹏说。

　　志愿者们为视障朋友投来“一束光”，视障朋友也为他们带来温暖。2019年6月，“光明影院”来到青海。交流时，听到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蔡雨的声音，青海省盲协主席田起民转头说出了她的名字，又接着说：“我是你的粉丝呀！我听过你配音的电影。”就像一束温暖的光亮，这句话“照”进了蔡雨的心。

　　每年制作104部无障碍电影，保证每周有2部新片可以欣赏

　　“茹老师，我们要看什么电影呀？”临近放电影的日子，孩子们总会围着茹甜子问个不停。看完电影，他们又会兴趣盎然地讨论好多天。

　　茹甜子是北京市盲人学校学生发展中心副主任兼艺术老师，喜爱电影的她曾一度尝试给学生放电影，自己拿着麦克风讲解。“讲解的声音经常和电影原声交杂在一起，费时费力，效果却不太好。”茹甜子坦言。

　　2018年11月7日，“光明影院”走进北京市盲人学校，为孩子们放映无障碍电影《寻梦环游记》。此后，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四，成为学校的固定放映日。“特别感谢哥哥姐姐们，带我‘看’到了五彩斑斓的世界……”学生孙铭晗用盲文写下一封感谢信。

　　茹甜子的爷爷奶奶早年失明，爷爷曾在茹甜子的陪同下进电影院看过《百鸟朝凤》，奶奶却从来没去过电影院。76岁的奶奶聚精会神地“看”完无障碍电影《流浪地球》的光盘，一再感慨：“盲校的孩子赶上了好时候！”

　　一次放映活动，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李倩雅搀扶一位头发花白的阿姨去洗手间。刚走出影厅，阿姨的步子就急促了起来：“这部电影太有意思了，不知道他们最后能不能成功让地球避免被撞击？我可不能漏掉关键情节。”

　　每次观影结束，“光明影院”的志愿者还会做问卷调查，收集反馈意见。总有人问能不能播放武打片、科幻片或者动画片，还有人关心4D电影是怎样的体验。每一份反馈意见都是心底的期盼，志愿者们感受到了信任和责任。

　　“通过‘光明影院’志愿者的讲述，我们领略到电影的无穷魅力，视障人士和普通人共享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中国盲协副主席何川说。

　　“光明影院”的志愿者们坚持每年制作104部无障碍电影，让视障群体在全年的52个星期中，保证每周有2部新片可以欣赏，达到甚至超过普通人的平均观影频次。

　　2022年9月，“光明影院”公益点播专区在全国有线电视上线，覆盖各地超2亿户家庭。他们还将继续推动同档期电影无障碍版本的制作，同时制作纪录片、电视剧等其他影视作品的无障碍版本。

　　近5年来，“光明影院”从概念到落地再到“开枝散叶”，为很多视障人士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如今，这项改善视障朋友生活品质的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北京国际电影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中国长春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都设立了固定公益放映单元。

　　“光明影院”的志愿者们步履不停。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视障朋友能够在光影里“看”见世界。

来源：人民日报

百年上海滩，一条衡山路。

曾与荣乐东路、南京东路齐名的

衡山路之于老一辈上海人，

是劈情操的文艺地标，

也是尬闹忙的生活一角。

由于衡山路是上海法国梧桐

最密集的道路之一；

所以也被称为

“东方的香榭丽舍大街”。

如今，这条梧桐最美的马路

已经100岁了！

1922年，我们熟悉的衡山路

是以“贝当路”的名字建成的，

100年过去了，路的名字变了，

但是寻找历史留下的痕迹，

也是一件趣事。

这是一张1930年代的航拍图，图中呈对角线的马路，就是当时的贝当路，现在的衡山路。

要说从空中俯瞰贝当路上

什么地方最瞩目？

那莫过于那个占地面积

最大的操场了！

它属于当时著名的美童公学。

在那时，美童公学无论

是豪华程度还是校舍规模，

都是首屈一指。

如今，美童公学仍然保留

并且可以走进参观的，

真正是这条路上

100年的历史建筑。

除了美童公学，

当时的贝当路上

还有一条建于1925年的公园

——贝当公园

不过，这条以路为名的公园

在后来也随路改名为“衡山公园”。

贝当路变成了衡山路，

贝当公园变成了衡山公园，

那么2022年了，

还能找到“贝当”的痕迹吗？

有的——贝当公寓。

贝当公寓

是衡山路上最后一处旧名痕迹，

公寓内六层通高垂直空间，

旋转楼梯极富有韵律感。

漫画大师、三毛之父张乐平和

电影人韦布曾在此居住过。

老公寓，

是衡山路的另一大特色。

除了贝当公寓外，

衡山路的第一高——衡山宾馆，

衡山宾馆曾是

上海最著名的六大饭店之一，

第一批涉外宾馆，

算是上海的重要门面，

前身是建于1934年的毕卡第公寓。

而在衡山宾馆对面的凯文公寓，

传说曾经住过

俄国沙皇时代的公主，

公主还在公寓里邂逅了爱情，

嫁给了一位美国记者。

此外，集雅公寓和西湖公寓

也是当年有名的公寓

集雅公寓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

范文照的代表作；

西湖公寓则

是上海第一座有电梯的公寓。

据衡山路的老居民，也是城市漫游者格里董说，衡山路之所以公寓密集，是因为进入上世纪30年代，当时上海的地价不断提高，随着建筑材料不断更新，房产的投资方比起建一层两层的花园洋房，更倾向于建高楼或者是多层的建筑。

从老资料上可以看出，一百年前，上海摩登公寓的生活，跟欧洲、美国一线大城市的公寓生活没有任何区别，就包括热水汀、包括很现代化的煤卫设备，以及电梯。

100年里，衡山路似乎

一直引领着上海人的生活方式，

除了摩登公寓，

这里有建国后上海的第一家电影院、

上世纪90年代最热闹的酒吧街、

回归静谧后又诞生了

新的文化地标——衡山和集，

现在落叶正美，

不妨去看看100岁的衡山路吧～

更多背后的故事，

不妨在今晚十点半打开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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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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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下一站》

来源： 新闻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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