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汉简考略

杜鹏姣 王江东 乔文

 

［摘要］西北汉简因其出土于胡汉交界地带，多为边关的原始记录和文书档案，更真实的反映了汉代边塞的军事、经济、屯戍等各个方面的内容，起到正史和补史的重要作用。国立西北图书馆因历史原因原藏汉简零简三十件，出自于北平历史博物馆裘善元馆长家藏，现存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本文梳理原藏于甘肃省图书馆汉简的流传历史，对三十件零简进行历史溯源，以期对今后的汉简文献研究有所助益。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是文字发明之后，纸张普及之前，古代典籍的主要记录方式。尤其是简牍，因其便于加工取材，书写容易的特征，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承载着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的三十件汉简，根据简牍记载内容和时间初步断定为居延汉简，应是三十年代中瑞西北考察团成果的一部分，自三十年代被发掘以来，被盗而流散四方，对三十件汉简的流传历史进行探析，有助于厘清学术源流，发掘地方文化资源。

 

一、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汉简的来源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为了响应民国政府“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的号召，1942年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议，通过了创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筹建国立西北图书馆，聘请刘季洪、袁同礼、蒋复聪、陈训慈、刘国钧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组成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刘国钧任主任。1943年4月开始筹办，次年6月国立西北图书馆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国立西北图书馆建馆之初的任务除了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西北问题论文索引、西北乡贤著述目录、及西北学者著述外，同时成立西北文物研究室，承担了收罗研究西北出土之古物的特殊任务。所以除了馆藏图书一万余册外，另广泛搜集地方文献二百余种，金石拓片约百种，汉简三十件，这也是国立西北图书馆建馆之初的所有家当［1］。这三十件汉简即是1944年教育部为了扶持新成立的国立西北图书馆且言及这批汉简乃是西北旧物，故拨交与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一年后由于经费紧张，国立西北图书馆奉令停办，藏书移交甘肃省立兰州图书馆，器具移交西北师范学院。关于三十件汉简，一说是转交给了甘肃省博物馆，但其实三十件汉简由教育部收回，改拨重庆的中央图书馆。但是三十件的最初乃是裘善元家藏，裘善元于重庆去世后，经裘氏女婿之手而流出的。

 

（一）裘善元生平

 

裘善元，字子元，有书裘元善，刘国钧、劳榦、张珩、苏莹辉等作裘元善，但有顾颉刚作裘善元，马先醒考据原始资料判定应该是裘善元。根据胡适四十岁寿辰记载，即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北平晨报》所载的《中华民国有趣文件一束》，有赵元任所撰献给胡适四十大寿的白话诗。文中载：“拜寿的是谁呢？一个叫刘复，一个叫丁山，一个叫李济，一个叫裘善元…”所以应是裘善元无疑。裘善元1890年生于浙江绍兴，十六岁进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求学，后供职于北洋政府教育部，是我国著名的碑拓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育部办事员，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会员。1929年至1936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管理主任，1935年调任南京中央博物馆筹备工作，1936年至1943年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平历史博物馆主任。期间参与交接明清内阁大库、河北巨鹿宋城的发掘、收购堪舆万国全图入藏北平博物馆等重大考古项目和事件。抗战时期，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不顾个人安危主持中央博物院向西内迁工作。后因受下属史久颐盗窃公款连带被收关羁押，在借贷赔还公款后离职，于1944年9月20日在重庆谢世。

 

裘善元生前与鲁迅、傅斯年、容庚等民国大师关系密切，是鲁迅在教育部交往密切的好友。鲁迅的很多碑拓藏品都是经裘善元购入，并且经常与鲁迅互赠拓片。当时其弟裘子亨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督办公署任职，鲁迅常托裘子亨拓碑。这也正好印证了刘国钧在《跋裘元善旧藏汉简》一文中对汉简来源的叙述，即为其弟在宦游西北之地时所得。共四十多件汉简，具体数字尚待考证，并把这批汉简留给了裘善元，成了裘善元的家藏。因为十分珍贵且不轻易示人，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一直到裘善元离世，教育部害怕文物散落遗失，和商承祚、卫聚贤两位商量之后，决定购归国有。1944年裘善元去世后，自裘氏女婿处购得三十件汉简。考虑到这批简牍为西北所出，又正值国立西北图书馆建馆，亟需充实馆藏，尤其是西北地方资料，为此拨归国立西北图书馆保藏，十月运抵兰州。

 

（二）裘氏原藏汉简来源及其余诸简归属

 

关于裘善元所藏汉简的来源，根据简上记载的内容和地点来看，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发掘成果的一部分。因被盗而流散四方，虽历经半个多世纪，字迹却清晰如故。这批汉简在简背抑或简端并无中央研究院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居延汉简所见朱砂数字编号，在早期的《居延汉简》中也未见著录，所以推断这批简牍应是在编号之前被盗出。据傅振伦回忆，1931年7月他受任协助马衡、刘复进行居延汉简整理工作，由他负责开箱编号，傅明德以朱砂笔写在简上，登记工作花费四个月完成。所以马先醒根据居延汉简发掘时间和整理时间推断其盗出时间早不过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二十日，晚不过民国二十三年（1923）[2]。

 

原藏于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三十件汉简仅是裘善元家藏汉简的一部分，其余归属如下。一：商承祚藏五件，即甲附36、甲附37、甲附38、甲附40、甲附41。但在《居延汉简甲编》序言中言明有六件，在台2017年版《居延汉简》（肆）中言明有五件，为五件无疑。二：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北京历史博物馆)藏汉简五件，在《甲编》序言中言藏六件，一件系旧藏，另五件为1954年文物局拨交。三：南京博物院藏一件，为1936年北京历史博物馆移交。四：上海博物馆藏一件，系张珩捐赠。五：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四件。原藏两件，此两件简牍亦藏书家张珩先生旧藏[3]。台2017年版《居延汉简》第四部中言明有四件，为四件无疑。六：美国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M. Sackler Gallery、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藏四件，此四件原系香港金匮室藏，见《金匮论古综合刊》第一期。原为张珩所藏，得自于裘善元，1936年在南京裘善元处见到，直至1946年于重庆购得，转至香港金匮主人藏，后辗转流落美国以上共计四十八件均出自于裘善元家藏，皆系裘氏处售出。以上汉简中原藏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二十七件、商承祚藏的六件、由商承祚摄影国家博物馆藏的六件、上海博物馆藏的一件、南京博物院藏的一件，据原物照片，以上计四十一件，皆收入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甲编》之中，著录号为附1至甲附41。国家博物馆的六件著录为甲附2至甲附6，《甲编》和《居延汉简》关于国家博物馆所藏汉简件数有争议，可能是《甲编》把甲附1也列入了计数；南京博物馆藏的一件著录为甲附7；上号博物馆藏的一件著录为甲附8；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的其中二十七件著录号为甲附9至甲附35；商承祚藏的六件著录号为甲附36至甲附41。在台2017年版《居延汉简》（肆）附录中，台北国家图书馆的三十件、国家博物馆的五件、国家图书馆的四件、上海博物馆的一件，南京博物院的一件、流落美国的四件。以上计四十五件皆收录其中并附照片。新的编号以所藏机构英文首字母加序列号的形式著录。台北国家图书馆的三十件著录为C9至C38；国家博物馆的五件著录为NMC1至NMC5；国家图书馆的四件著录为NLC1至NLC4；上海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SHM1A和SHM1B；南京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NJM1；原藏金匮室现流落在外的四件仅有图片，并无编号[4]。

 

这批汉简是居延汉简的一部分，在裘善元保藏期间虽未进行深入研究，但他为防止文物流失做出了巨大贡献。裘善元去世后，原藏的四十多简汉简虽散落各处，但大多归藏于公藏单位，为后来者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国立西北图书馆时期

 

（一）入藏过程及汉简概况

 

国立西北图书馆于1944年6月1日筹备就绪，刘国钧任馆长，于7月7日抗战7周年纪念日正式开放。三十件汉简运抵兰州后，十一月国立西北图书馆为配合兰州市社会教育扩大运动周，举办善本图书展览会，展出善本图书、杂志、碑帖、西北方志、地图、乡贤著述、汉简及有关西北问题的书籍一千余种，其中的汉简即为拨交的三十件汉简。这三十件汉简因其历史久远，简牍大多断烂，总三十件，其一无字，其一内容漫漶不清，完好者仅十九枚。分装为八匣，为了便于稽考，刘国钧当时以原匣编号结合简牍内容上的年号、人名或者地名定为简名。无年号、人名、地名之一者，以简端或较清晰二字定为简名。这批简牍内容上的年号可辨者有绥和、甘露、初元、元始、元延等年号，可以断定为这批简牍为汉代之物。从字体来看，或作草书，或作隶书，字体古朴。从简牍内容反映的地名来看，概出土于居延附近，即今之破城子。根据刘国钧的整理研究，这批简牍分装八匣，第一匣五枚，分别是绥和简、元寿简、不足简、居延简、夷門简；第二匣六枚，分别是永光三年简，丧敢简、元始二年简、护脉简、无字简、黄门简；第三匣四枚，分别是再拜简、初元三年简、甘露二年简、建平二年简；第四匣四枚，分别是孙旋简、无字简、毋乐简、皇掾简；第五匣三枚，分别是治作简，肩水简、甲渠简；第六匣三枚，分别是度用简、正月简、吴多简；第七匣两枚，分别是甲渠简、永始五年简；第八匣三枚，分别是第十三隧简、许弘简、年正月简。

 

在《甲编》序言中，言原藏于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简牍有二十七件，而在刘国钧文章中则为三十件，马先醒目验过这批简牍云：“为三十简，因其中两简无字，一简有三处字迹，却不可识，即此三简无史料价值，故有谓其中二十七简，或系本此之故”[2]。所以，拨交给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简牍是三十件无疑，只是能清晰辨识且有史料价值的仅有二十七件，即二之五，四之二无字，八之三字迹少，故一般仅言二十七件。

 

（二）存藏期间的研究

 

存藏国立西北图书馆期间，刘国钧作《跋裘元善旧藏汉简》一文发表于1944年《书学》第3期。说明了这批汉简购得的过程、裘氏这批汉简的来源（首次说明裘氏这批汉简是来自其弟）、这批汉简的大致情况以及到馆前的整理情况做了简单说明。主要是朱锦江、卢冀野等人参与释文之役，沈子善拍摄了图片[5]。1944年11月作《馆藏汉简简目》，发表于《西北日报》（西北文化周刊第4期）[6]。对这批汉简的购归、拨交过程再次进行了说明。最重要的是根据装匣顺序对这三十件汉简进行初步编号，根据简文里的人名或地名或年号对简牍进行命名并对其形貌进行详细的描述。这批汉简分装八匣，因为这批汉简为盗出零简，无从知道其出土探方号以及探方内编号。所以刘国钧参照《甲编》的编号规则，采用二段数字方式，中间以“之”字为顿，“之”前数字为匣号，“之”后数字为匣内汉简编号，以右起为计数顺序。对每一件汉简进行编号，如六之三、八之二。对于简牍名称，则根据简文所载或年号、或人名、或地名为名，如：绥和简、孙旋简、肩水简。三者都无则取较清晰的字作为简名，如：度用简。对每一件简牍进行命名的创新之举是这三十件汉简区别于其他汉简的最大特点。此外，首次对这批汉简的断烂、字体清晰程度进行描述。

 

1945年7月作《馆藏汉简初释》，发表于《西北日报》（西北文化周刊第36期）[7]。首先对这批汉简的情况做了介绍，开篇根据简牍内容断定其为居延汉简，为中瑞西北考察团所掘获。在编号方式上，对《馆藏汉简简目》中的汉简编号进行了调整，采用了劳幹的汉简编号方法改“之”为“，”。其次对有字的二十七件汉简逐一进行了释读，主要是根据简牍上所书年代换算成公元纪年，对简牍上的一些边关制度、纪元等进行简单的说明，这是对这批汉简的首次释读，对当时乃至现今的简牍研究有开创先河的意义。

 

这批汉简从1944年秋到馆，国立西北图书馆于1945年6月因经费问题停办，所以这批汉简在馆时间不到一年。刘国钧在此期间发表相关论文三篇，可见对这批汉简的重视。但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所限，我国的居延汉简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个别字词比对之后所出的《甲编》和《合校》的释文有诸多讹误之处，但刘国钧的释读仍对后来的这批汉简释文有借鉴意义。刘国钧对这批汉简的研究距离王国维、罗振宇的《流沙坠简》出版是三十年、距离劳幹、余逊的《居延汉简》晒蓝本是八年、距离劳幹《居延汉简》释文之部出版仅一年。在此期间再无大规模的汉简释文工作。所以刘国钧的汉简研究工作是对这批零简的首次整理研究，实属前无古人之举。这批汉简庋藏国立西北图书馆仅一年时间，改拨重庆中央图书馆后后，苏莹辉先生对其进行了再次研究。

 

关于三十件汉简的原始资料，在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阅览室藏有一册照片集，封面题《居延汉简》，高29.9厘米，广17.2厘米。分类号为（甲）796.9/0.320，馆藏号为189011，钤有“甘肃省图书馆藏书”朱文方印。内有照片10张均为黑底。照片尺寸高19到20厘米不等，宽度6至8厘米不等。经过比对内容，为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的汉简照片无疑。在周余姣、李丽撰写的《刘国钧等人致缪廷梁书札七通考释》一文中提到刘国钧曾致信给缪廷梁的一通手札中提到“宋刊及汉简照片均蒙允惠赐”。根据原文作者考证，用的是国立兰州图书馆的信笺，所以应书写于国立兰州图书馆时期，当时蒋复聪受聘联合国文教组织考察美国图书馆事业，大概在1948年间。即汉简拨交给中央图书馆后，沈子善拍摄了照片，馆长蒋慰堂允诺赠给国立西北图书馆若干古籍和汉简照片。但时值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赴美，所以刘国钧馆长期盼汉简及宋版书早日存藏入国立兰州图书馆，故致函给担任该馆总务主任的缪廷梁，请其予以协助。所这十张照片即为购归国有后沈子善所摄，国立中央图书馆赠给国立西北图书馆的。

 

三、国立西北图书馆原藏汉简的去向

 

（一）国立中央图书馆时期

 

1945年国立西北图书馆因经费不足奉令停办后，这批汉简并没有移交给西北师范学院，而是还归教育部。后经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的呈请，改拨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此之前，关于这批汉简的最终归属，还引发了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和中央图书馆蒋复聪馆长之间的汉简之争，最终拨交“中央”馆。由于1946年3月中央图书馆经历了由重庆迁往南京的过程，所以这批汉简最后是经由南京运抵台湾的。

 

在中央图书馆期间，沈子善对这批汉简进行了拍照，苏莹辉作《中央图书馆所藏汉简中的新史料》，发表于《大陆杂志》1950年第3期[8]。众所周知，苏莹辉是敦煌学大家，对出土的新史料非常重视，所以对这批汉简资料的喜爱溢于言表。他任职国立中央图书馆之前，应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和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刘国钧之邀曾在敦煌研究院和国立西北图书馆任职。1944年至1945年在国立西北图书馆期间，正值三十件汉简在甘，并且和夏作民誊录过汉简全文并装匣保存，所以他对三十件汉简非常熟悉。他在文中对三十件汉简拨交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和三十件汉简的情况做了交代。阐述了汉简的补史作用以及这批汉简拨交入藏中央图书馆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择其较清晰者，进行了释读。文中的汉简编号沿袭了刘国钧《馆藏汉简初释》里的编号。采用二段数字方式，中间以“，”字为顿，“，”前数字为匣号，“，”后数字为匣内汉简编号，以右起为计数顺序。选取《一，四》《七，一》《五，三》《五，二》《六，三》《二，六》《三，三》《三，二》《二，一》《七，二》《二，三》《三，四》《六，二》这十三件汉简进行释读并作注解，选取的汉简多为年号清晰且字体多者。对汉简进行详细的文献描述，如断烂情况、字体书法。对于简中涉及的干支时日、重要地名、职官人物、专门术语进行解释。最重要的是根据简中内容对这批汉简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如分为封检、名籍、历书等。苏莹辉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继承了原有的汉简释文和汉简编号，创新性的对这批汉简进行了初步的分类。

 

根据苏莹辉的研究，三十件汉简在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后，匣号和匣内汉简顺序与国立西北图书馆时的情况无异。编号也沿袭了刘国钧的编号方式。1948年12月20日，南京解放前，国立中央图书馆部分馆员携带馆内13万册藏书，乘海军“中鼎”轮抵达台湾。所以三十件汉简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存藏时间大概是在1946至1949年期间。

 

（二）台北国家图书馆期间

 

原藏于中央图书馆的13余万册善本古籍、金石拓片、汉简、手札、甲骨古器物等精选的珍贵古籍文物被运抵台湾后，稍作整理。于1954年复馆，蒋复聪仍任馆长，1956年正式对外开放，1996年正式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所以台北的中央图书馆应是现在台北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入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后，马先醒对三十件汉简进行了首次整理，作《裘善元归藏汉简之形制、内容及其有关诸问题》[2]。文中对裘善元原藏汉简来源问题、这批汉简的数量几何、这批汉简的编号释文、这批汉简的特色、尺寸等问题进行了详细地探讨与描述。关于裘氏名字问题，他认为根据各家记载，应为裘善元；关于裘氏原藏汉简的来源，他认为出于居延为不争之论，但裘氏以何途径所得有待商榷。关于这批汉简现世时间进行了推断，为汉简发掘之后，编号之前，即民国十九年至民国二十三年之间。关于这批汉简的数量，马氏目验原简，为三十件无疑。关于关于这批汉简的编号，他根据苏莹辉文中所写编号，认为其只是采用了劳幹居延汉简的编号方式，以匣为探方号，但事实上，这批汉简的原始编号首创于刘国钧。马氏编号与苏莹辉和刘国钧的编号有所出入，概因为这批汉简在运送途中，匣号错乱所致。即原第三匣被视为第八匣，原第四匣被视为第三匣、第六匣被视为第四匣、第八匣被视为第六匣。马先醒这篇文章的最大贡献在于，重新释读了有字的二十七件汉简，并且将三十件汉简的尺寸详附其后。让世人第一次对这批汉简的尺寸有了直观的了解。

 

在台湾国家图书馆期间，对三十件汉简的再次整理出版是在2017年《居延汉简》（肆）的出版。为了进一步推进居延汉简整理研究，史语所于2012年成立简牍整理小组，2013年开始释读工作。以2003年完成的居延汉简新释文为底本，参照《甲乙编》、《合校》以及晒蓝本底本释文，吸取新的校改成果，运用最先进的拍摄技术，对1930年至1931年中瑞西北考察团于额济纳河流域烽燧遗址发掘、现存藏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汉简及其他文物，包括台湾国家图书馆裘善元原藏的三十件汉简，共计14081件。原藏于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三十件汉简连同裘善元原藏的其他汉简被收录于《居延汉简》第四册中。以各收藏机构英文首字母为汉简编号前段，后断数字顺序为各机构汉简顺序号，如国家博物馆的五件著录为NMC1至NMC5；国家图书馆的四件著录为NLC1至NLC4；上海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SHM1A和SHM1B；南京博物馆的一件著录为NJM1。原藏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三十件编号为C9至C38，C为中央图书馆机构编号首字母，后面的数字沿袭《甲乙编》的数字编号，唯一不同的是，C36至C38为无字的三件汉简，此前没有公开收录过，为首次刊发[4]。

 

《居延汉简》是对居延汉简最为全面系统的一次整理，是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无论在拍摄技术上还是在简文释读方面都具有重大突破。也是收录居延汉简最为全面、数量最多的专著。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全面揭示了三十件汉简的内容与形貌。

 

原藏国立西北图书馆三十件简牍的具体情况，总三十简，虽大多断烂，但形制较为整齐，残缺不见者较少。除二之五，四之二无字，八之三字迹少外，其余皆有字，且字迹多者占半数以上。两面有字者计又有七件，即甲附9、甲附10、甲附11、甲附12、甲附13、甲附14、甲附17，马先醒根据实物所见，推测有八件，甚至九件两面有字，当然两面有字史料价值较单面有字更高，字多者较字少者价值高。观裘善元旧藏的这批汉简形制都较为齐整，字迹较多，可见盗出这批汉简的人比较有经验，经过挑选才盗出这批汉简。从长度来看，这三十件汉简中有半数长度在23厘米左右，宽度相差较大，最宽达到3.2厘米，最窄为0.8厘米，但半数以上的宽度均在1至1.5厘米之间。根据劳幹的说法，最普通的汉简大约长至23厘米左右，宽1至1.5厘米。所以这批汉简符合汉简的标准形制，也是盗出者挑选较为齐整的汉简进行买卖。从时间看，这批汉简时间跨度上至元康元年，下至元始五年，有精确黄帝纪年的就达九件，补充了居延汉简的编年，便于今后的纪年以及改元研究。从内容看，既有出入关津的符券、邮传的邮书封检、又有上报上级官府的簿籍类文书、爰书，买卖官服的债书等，内容涉及各个方面，和居延汉简一起全景展现了边关军事原貌，为研究汉代的官制、屯戍制度提供了原始资料。这三十件汉简至今已有千年，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世，颠沛流离，辗转各处。从居延出发，到达京师，期间重回西北故土，南下渝州，最后，漂洋过海，存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它是书于竹帛年代的见证物，是真正的刀笔刻划，在一笔一划间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传承者中华民族的文明，与众多古籍文物一起，赓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

 

参考文献：

[1]甘肃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馆史[M].兰州:甘肃省图书馆,1986：23.

[2]马先醒.裘善元归藏汉简之形制、内容及其有关诸问题[J].简牍学报，1975（3）:1-12.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06-107.

[4]中研院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編著.《居延汉简》（肆）[J].台北:中研院史語所，2017：2.

[5]刘国钧.跋裘元善旧藏汉简[J].书学，1944（3）:2.

[6]刘国钧.馆藏汉简简目[N].西北日报，1944-11-28(4)。

[7]刘国钧.馆藏汉简初释[N].西北日报36期，1945-7-31(36)。

[8]苏莹辉.中央图书馆所藏汉简中的新史料[J].大陆杂志，1950（3）:90-92.

 

本文系甘肃省图书馆2021年馆立科研项目（立项号为GT2021-03）。

 

作者简介：杜鹏姣（1989-），女，汉族，甘肃白银人，甘肃省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西北地方文献。

 

 

 

作者：水云初静

 

“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唐代边塞诗气势雄浑，格调高亢，读来让人热血澎湃。

 

那片玉门关外的茫茫大漠引无数热血男儿前仆后继，为之抛头颅洒热血，那是他们建功立业的抱负和为国戍边的理想。

 

可是这一切如果没有八百年前的，那个叫张骞的男人，打通河西走廊，“凿空”西域，为大汉帝国把整个西域地区纳入中国版图提供了有力的先决条件。

 

可能及至唐代都不会有人看到过西域地区的茫茫戈壁，也就不会有那些浑厚、悲壮、大气的边塞诗歌了。

 

01、向难而行

 

公元前138年，具有雄才大略的年轻的汉武帝，已经登上皇位三年，此时的大汉朝，几代帝王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积聚了雄厚的物力财力。

 

这为汉武帝反击匈奴的侵扰提供了有力的条件，也更加坚定了他维护国家边境和开疆拓土的决心。

 

汉武帝从归顺的匈奴人那里得到一条情报：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国被匈奴侵扰，杀了月氏王，甚至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了酒器。

 

新的月氏王欲报杀父之仇，却力不从心，于是月氏人只得背井离乡，向西迁徙。

 

汉武帝觉得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如果能联合西迁的月氏，对匈奴实施两面夹击，必定可以打败匈奴。

 

但是，当时的大汉帝国对关山远隔的西域一无所知，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向西渡过黄河以后，有一条河西走廊可以通往西域。

 

但此时的河西走廊已被匈奴人控制，穿过河西走廊去往西域，无疑是穿过一条死亡之路。

 

汉武帝决定公开招募敢于冒险出使的人，27岁的张骞勇敢地站了出来。

 

张骞，字子文，陕西成固人，此时的他只是一名小小的郎官，也就是汉武帝的宫廷侍卫。他觉得出使西域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也是一件对中原具有重要意义的事。

 

因此，尽管明知此次西行肯定是历经艰难险阻，九死一生，但是胸怀梦想与抱负的张骞，还是决定一试。

 

汉武帝非常高兴，亲自为他挑选了一百多名武士随行，并让投降的匈奴人堂邑父为他担任向导和翻译。

 

临行前，汉武帝在甘泉宫隆重接见了张骞，亲手赐予他象征权利和使命的符节。

 

纪录片《河西走廊》这样评价：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担当这样的重任，汉武帝有气量，没把握。

 

但是不管怎么说，张骞带着他的勇气、梦想，和他的使团一路向西，向着那片未知的茫茫戈壁出发了。

 

 

02、滞留匈奴

 

脚下是坚硬的戈壁滩，茫茫的大荒漠，头顶是烈日的炙烤，周围是狂风裹挟着黄沙呼啸。不知道走多远才能遇见一处绿洲和稀疏的人烟，然后又是戈壁连着戈壁，荒漠连着荒漠……

 

自幼生长在富庶中原的张骞和他的使团，尽管出发前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让他们倍感压力。

 

张骞他们艰难地向前跋涉，缺少水源，缺少食物，但是最让他们担心的危险还是来了。

 

张骞和他的使团遇到了匈奴兵，毫无悬念地，他们全都被俘虏了。

 

他们被押回了匈奴王庭，匈奴王军臣单于在得知张骞使团的目的时，阴沉着脸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怎么可以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想从我的地盘上穿过，去别的国家？”

 

张骞自知理亏，无话可说，他在被匈奴兵抓住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准备，出人意料地是匈奴单于并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扣留，软禁了起来。

 

匈汉两国长期对抗，作战，匈奴人想从张骞的身上获取更多有关汉朝的情报，他们也想把这个勇敢地，肩负着汉帝国使命的人收为己用。

 

面对始终不肯屈服的张骞，匈奴人竟然打出了感情牌，他们送给张骞一个匈奴女子做妻子。

 

这个匈奴女子在历史上鲜有记载，但是她能心甘情愿地照顾张骞的起居，并且为他生了孩子，这都说明这个女子的心地是善良的，张骞和她的婚姻也绝对是有感情的。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张骞具有坚强的毅力，为人宽厚，对人诚实，匈奴人都很喜欢他。

 

时间在缓缓流逝，张骞虽然被扣留在匈奴，不得自由，但这也为他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匈奴人的日常生活，和军队备战情况的机会。

 

张骞不仅细心搜集和匈奴相关的情报，还利用外出打猎的机会，观察地形，然后偷偷地绘制成地图。

 

九年的时间过去了，匈奴人渐渐放松了对张骞的看管。张骞的隐忍，以及他和妻子的亲密关系，让匈奴人以为这个男人的意志已经消磨在了家庭的温柔乡里。

 

在一个平常的午后，张骞和堂邑父收拾行囊准备出去打猎，但是细心的匈奴妻子发现，这一次，张骞带上了那些他曾经用来教她识字的竹简，和他时常摩挲着出神的那根符节。

 

她知道，这一次，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03、一路向西

 

早已经计划好了逃跑路线的张骞和堂邑父，穿着匈奴人的衣服，背着匈奴人的弓箭，穿过了匈奴人的层层关卡，终于逃离了匈奴境地。

 

但是张骞并没有回长安，他选择了继续西行，寻找分散的月氏人，他要完成他的祖国交给他的，他为之守候了九年的使命。

 

张骞先是到了大宛，听大宛人说月氏人分成了两部分，大部分的人西迁到了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依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称为大月氏。

 

另一小部分的人就在敦煌南山区和羌人杂处，称为小月氏。

 

张骞毅然折向西南方向，并说服了大宛王派人作为向导护送他们到了康居。同样的，因张骞承诺返回长安后必带重礼来酬谢他们，康居王也派人护送张骞西行。

 

他们一路风餐露宿，穿过飞沙走石，热浪翻滚的沙漠，翻过寒天冻地，白雪皑皑的高原，终于来到了大月氏。

 

可惜的是月氏人已在这片水草丰美，物产富饶的土地上定居多年，看到人民日益安定下来的月氏王也渐渐放下了仇恨，已无意东还复仇。

 

张骞失望之余，也觉得不虚此行，毕竟他已经打通了从长安到西域的通道，他已经意识到不远的将来，他走过的这条路会连接东西方交通，会让东西方的经济文化，贸易往来在这条路上日渐繁荣。

 

张骞带着这样的想法，决定尽快返回长安。

 

这一次，他选择了避开匈奴地区，从昆仑山北麓，经莎车，于阗，鄯善，进入若羌。谁知，当时的羌人也已经投靠了匈奴。

 

张骞和堂邑父再一次被带到了匈奴单于的面前。这一次，张骞以为他们必死无疑，令人惊奇地是匈奴单于再一次宽恕了这个逃跑的，并且已经到达过月氏的汉人。

 

我们无法想象，张骞的匈奴妻子见到他时，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许，那个善良的女子是理解她的丈夫的，再次见到他，也许她在感到喜悦的同时，也会有一丝稍稍地遗憾，她是应该为张骞终究没能逃回长安，感到遗憾吧？

 

一年以后，匈奴王军臣单于死了，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和堂邑父趁机逃了出来。这一次，张骞带上了挚爱他的匈奴妻子和他们可爱的孩子。

 

当他们望见长安城的时候，张骞匍匐在地，长跪不起，十三年了，他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终于又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故乡——长安。

 

 

04、“凿空”西域

 

汉武帝看着十三年杳无音信的张骞，既惊又喜。

 

十三年前，汉武帝在甘泉宫满怀希望的送走张骞；十三年中，他在一次次的失望中等待张骞的归来；十三年后，他已经失去等待的耐心，就在他完全绝望的时候，张骞却突然像穿越时空一样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出发前，是一百多人浩浩荡荡的使团，他们意气风发；回来时，却只有衣衫褴褛的张骞和堂邑父，以及躲在他身后的匈奴妻子和孩子。

 

汉武帝及众大臣听着张骞讲述他西行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大家在惊叹之余，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十三年啊，人的一生有多少个十三年？张骞，当年那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已经变成了饱经风霜，年近不惑的中年男人。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然没有达到联合月氏共同抵御匈奴的目的，但是他带回的关于西域地区各国的资料，以及西域的马匹（尤其是大苑的汗血宝马），物产，种子等，都为以后东西方的通商打下了基础。

 

公元前11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带领庞大的使团和丰厚的礼品再次出使西域。此次出使，更加稳定和巩固了东西方的文化，经济交流，并且加强了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统治。

 

从此，西域地区渐渐纳入中国版图，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分分合合，但最终还是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

 

太史公司马迁称张骞通西域有“凿空”之功，《史记索隐》解释说:“案谓西域险，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

 

汉代以前的人虽然也知有西域，但是并没有真正到达过这个神秘的地方。自从张骞打通了这条道路，中原的汉王朝才真正切实的感觉到了在那个遥远的西方，也有一群生机勃勃的人类在生存，生活着。

 

张骞通西域，使汉朝及西域各国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使河西走廊这条横贯亚洲的通道得以发展，东西交通空前繁荣和畅通。

 

鲁迅先生说:“这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张骞是在一片没有路的戈壁荒漠中，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了一条伟大之路的人，这条路，就是连接了古今中外的著名的“丝绸之路。”

 

或许，没有张骞，亦没有大唐那些豪情万丈，热血澎湃的边塞诗。

-作者-

水云初静：闲来无事读书，心有所感写文。爱诗词，更爱《红楼》。

 

“好城市”西咸新区CBD的城市规划

 

作为西咸新区的核心区，能源金贸区承载着建设大西安新中心大轴线和中央商务区的重要使命。随着西咸新区的高速发展，一座现代化大西安新中心中央商务区正在拔地而起，这就是位于“长安八水”之沣渭交汇处的西咸新区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作为西咸新区的核心区，能源金贸区承载着建设大西安新中心大轴线和中央商务区的重要使命，而一期启动区西咸丝绸之路贸易中心的设计重任再次由曾设计西安广电中心、西安世园会灞柳驿等西安市重点工程的马达思班承担。

 

贸易中心位于西咸新区CBD的核心区

 

一个城市作为一个项目，城市设计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但是复杂的过程也有自己内在的规律。以一张纸为例，要解决一定的建造量，一定的面积，一定的空间，如果说揉皱的纸是和城市无关的自然空间状态，那么真实的城市应该是一张摊平的纸，作为给定的建筑面积总和。

 

把一张纸变成一个城市的过程，就是给定的任何一个面积和空间，都遵循一定的跟人相关的尺寸，与跟人相关的空间的形态；无论是人类使用空间的什么功能，都可以用空间的厚度来解决。当增加到很大的面积后，就形成了通常理解上建筑物普遍的几何状态。可以把所设计城市的建造量分解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开始组织这个城市的形态了，不同的空间状态，可以利用来创造庭院，创造街区、创造纪念物。

 

这些城市空间的形成过程中，也融合了历史，习惯，有不同的建筑时期，对于城市的理解，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建筑学的思考。继而整个图景就从完全随意的建造的量，变成了看起来像一个城市的安排。

 

这其实就是西咸新区丝绸之路贸易中心项目，所处于的建筑城市的环境。在另外一个方向上，还会有建筑的高度。不同的建造量可以形成不同的建筑高度，不同的建筑高度加起来会形成一个三维的，具有人使用可能性的空间组织。

西咸新区中，运用这种原则的是一位新加坡著名规划师，刘太格，他所在的雅思柏设计事务所提供了西咸新区的整体规划设计。丝绸之路贸易中心的设计，无非就是把这个原则在空中进行了延续，把二维的空间安排变成三维的空中延续。有水平，有垂直，有不同高度。另外我们的设计也在城市的高度上，进行了一些安排，对不同建筑的折叠方式有不同的处理。

如果把这些同等的建造量放到一块，我们还是可以还原刚才所给定的一定的城市的建造面积。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这个分隔成更小单位的动作可以一直做下去，如果能够再把前面的建造量细分，它可能就变成了一个房子，一个居住的单元，一个更小的生存的单元。这个过程可以一直不断持续下去。

 

西咸新区开拓城市新轴线

 

建筑师：Architect

设计师：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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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

市场经理：Marketing Manager

行政专员：Admin & HR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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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我们祖先在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八九世纪通过西域所走过的道路。

绵延伸展七千余里，它联结亚、非、欧三大陆，成为中外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而它的起点，便是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的十三朝古都——西安。

长安，作为都城的名字，是从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时期开始的，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起点。

西安市以西六十公里，错落分布着气势宏伟的西汉帝陵。中间有个高高的山丘，周围有许多文官武将坟墓围绕着的，就是汉武帝的陵墓——茂陵。茂陵高四十六米，底部宽二百二十米，规模不输埃及金字塔。

汉武帝文韬武略，为了打败北方骁勇善战的匈奴人，决定与西域的月氏国结盟。张骞主动请缨，在向导甘父和大约百名随从的陪同下，出使西域。

张骞一去十三年，而且两度被西域人俘虏。可惜的是却无功而返，因为月氏王无意与汉帝结盟。当他回到长安的时候，身边只剩甘父一个人。

不过，张骞此行并非全无收获，他奏知汉武帝西域有马日行千里，奔驰时如飞般快，而且汗流如血。这种千里马，被称为天马的后裔。

这个消息，让汉武帝很是振奋，在攻打匈奴期间，汉军长期处于下风，主要原因就是是汉军的马不如匈奴，体型小而且跑得慢。

得到一批西域良驹后，汉武帝决定再次出兵讨伐匈奴，这次领兵的是一位年轻将领，叫作霍去病。

霍去病带领汉军势如破竹，连连打败匈奴，趁胜追击，攻占了黄河以西的河西走廊，不仅俘虏了至少十万人回长安，还在河西走廊修建多个基地，从此打通了汉前往西域的通道，丝绸之路由此逐渐开辟。

丝绸之路的开辟，对汉朝有巨大意义，不仅可以更加方便的引入良驹，还可以将货物、文化等传到西方，加强自身影响力。

到了唐朝，丝绸之路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经常有骆驼商队来往，他们运送的除了货物，还有东西方文化。西安屡屡出土的文物，如外国人雕塑、日本铜钱等，都充分显示出当初的长安是一个国际都市。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城内有市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贾，都来这里做买卖。

取道丝绸之路来长安的商人，如罗马、波斯、中亚等地的商人，全部都集中在西市，他们想买各式各样的商品，但最想买的还是丝。在罗马帝国，丝的价值以黄金来衡量的，中国也被称为“丝绸之国”。

长安的文化交流活动极其频繁，促使了新丝路文化的诞生，也为长安的居民带来了很多新奇的玩意，如各种杂耍、马球等。

同时，一些外国的食物，也传入长安，进而在中国大地“开枝散叶”。比如西瓜，意思就是由西方传入的瓜，它就是经丝路传入中国。

据说，石榴也是经丝路从波斯传入，而且很多蔬菜水果都有匈奴特色的叫法，反映出原产地。因为匈奴又称胡，所以核桃又称胡桃，芝麻又叫胡麻，其他的还有胡萝卜等，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丝路跋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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