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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呈元教授介绍：“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主要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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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10年8月，中国向俄罗斯引渡一名跨国拐骗妇女卖淫的犯罪嫌疑人。

涨姿势：

根据我国现行政体、国体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特赦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决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特赦令，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检察院予以监督，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予以执行。

 

对于限制追诉的承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

对此，我国政府以及相关企业应当积极应对而不是坐以待毙。

外国向中国请求引渡：

 

再者，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法律指引，特别要提示长臂管辖原则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

（2）双重犯罪原则：指被请求引渡人的行为必须是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双方的法律都认为是犯罪并可以起诉的行为

编辑：韩玉婷 岳铼

长臂管辖意在维护美国利益最大化，但违背国际法

引渡是指以双边条约、多边条约或以互惠为基础，向外逃涉案人所在地国提出请求，将涉嫌犯罪人员移交给国内进行追诉和处罚。也就是说，引渡的前提，是有双边条约、多边条约或以互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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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13年3月，因杀人潜逃近10年的犯罪嫌疑人梁智峰被从韩国引渡回国；

所以，整个冥界（阴间）的主宰者就是后土娘娘或称地藏王菩萨，她属于最高层级，不仅管理地府，还掌管大地山川。这一层级还有一个中央特派员或者叫冥界的高级顾问，即太乙救苦天尊。

李居迁教授表示：“成为引渡理由的行为，必须是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双方法律都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要引渡一名罪犯，那么他的行为在两个国家的法律中都必须被认定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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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9月，我国已和54个国家签署引渡条约，其中37项生效。除了这54个国家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和中国建立引渡条约。具体有以下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比利时、瑞典等其他国家。

今天，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发布了追逃追赃新成果：今年1至10月，全国共追回外逃人员1634名，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741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4人，追赃金额约29.54亿元人民币。追回外逃人数同比增长69%，追回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人数同比增长201%，追赃金额同比增长288%。

比如2018年11月30日，曾任浙江省新昌县常务副县长的姚锦旗从保加利亚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引渡第一案，也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职务犯罪嫌疑人。其被引渡依据是中国和保方于1996年签订的双边引渡条约。

遣返是一个移民法上的概念，是指当出现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移民等违反一国国内移民法律规定的情况时，该国主管机关剥夺其居留地位并遣返至其原籍所在国或第三国的一项制度。遣返和国际警务合作结合，就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境外追逃手段。

在国内抓捕潜匿回国的逃犯有赖于全面扎实的基础工作。2015年4月23日，“百名红通”刚刚公布，上海市发现一名持外国护照男子与“百名红通”名单中位列第九十位的戴学民高度重合。这一重要线索浮出水面后，在中央追逃办协调下，上海、江苏、安徽等省市追逃办和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及时开展缉捕工作，在安徽合肥将其缉拿归案，戴学民也成为被收入“天网”的“百名红通”第一人。

李居迁教授表示，引渡是指一国把在该国境内而被他国指控为犯罪或已被他国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处罚。

从1993年至今，我国首次与外国签署引渡条约以来。我国从外国引渡人数最多的犯罪分子是电信诈骗人员。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对于违法犯罪分子，即使是天涯海角我国的法律也是能制裁到的！

 

赦免包括大赦和特赦两种。大赦是国家对不特定多数的犯罪人的普遍赦免。大赦的对象可以是整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各种罪犯，也可以是某一地区的全部罪犯，还可以是某一事件的全部罪犯。这种赦免及于罪与刑两个方面，即既赦其罪，又赦其刑。被大赦的人，或者不再认为是犯罪，或者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特赦，是对特定的犯罪人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一部的执行。大赦与特赦的区别在于：(1)大赦的对象一般是不特定的，特赦的对象一般是特定的；(2)大赦既赦免罪又赦免刑，特赦通常仅赦免刑而不赦免罪，但特赦也有规定既赦其罪又赦其刑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即属于后一种情形。这说明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我国的特赦既可以是既赦免罪又赦免刑，也可以是仅赦免刑而不赦免罪；(3)大赦后犯罪人再次犯罪不构成累犯，特赦后再次犯罪有可能构成累犯。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被特赦的罪犯再次犯罪的有可能构成累犯。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宪法修改草案的形式通过现行宪法。这部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赦的职权；第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第六十六条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引渡法第八条载明：“外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拒绝引渡”，其中第六款写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请求国法律，在收到引渡请求时，由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已被赦免等原因，不应当追究被请求引渡人的刑事责任的”。

1949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七条第七项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二十七条第十二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决定大赦的职权；第三十一条第十五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赦的职权；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律和法令，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秘书长，任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大赦令和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部宪法。这部宪法中没有出现任何有关赦免制度的文字。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部宪法。这部宪法第二十五条第十一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赦的职权。

第一次特赦。1959年，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七次特赦。1975年，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

第八次特赦。2015年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共特赦罪犯315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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