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买房？1992年2月25日，几位北营房东里的读者在晚报头版头条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大家都是从拥挤的小房住进新小区，秦连英花了11684块买到了一套一居室。尽管他的儿子当时结婚要用钱，可还是决定买房。“爸，买房是大方向，您别顾虑我，婚期可以延期，咱先凑钱买房吧。”西城区妇婴医院门诊部主任赵文蔚说，自己买房花了15398元，“从长远看，我认为自己掏钱买房是合算的。”

1988年5月23日晚报1版

当时买房的比例在市民中还算凤毛麟角。随着房改深入，买房的概念终于深入人心，钱不够还可以贷款，买大房子、多买房子，逐渐从满足需要，变成了投资手段。

如今，“房住不炒”的概念伴随着政府工作和调控手段出现在人们面前，房子逐渐向它最基本、最实用的功能回归，人们也逐渐回归理性。回头看去不难发现，房产的市场化改革加以调控，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满足了人们的需要。

1988年，李幛喆分到了一套福利房，又通过房改房的方式，购买了房屋的产权。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房产，李幛喆在30多年前从未奢望。

1999年，赵岗在天通苑购买了一套经济适用房，他也因此成为第一批住进天通苑经济适用房的居民，直到现在赵岗仍住在天通苑。

几天后，35岁的郭先生将参加共有产权房的选房仪式，他期待着落笔签字的那一刻。郭先生的安居梦也因共有产权房的出现，向前推进了8年时间。

改革开放40年间，北京人的居住环境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住房，从福利分房到经济适用房，再到商品房，直至近几年出现的公租房、共有产权房。从对住房的不敢奢望，到现如今灵活多样的住房模式，终让居者有其屋。

讲述人：李幛喆 身份：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处长

福利房 第一次上楼 玻璃擦了无数遍

翠微西里的一套两居室内，退休后的李幛喆关注着报纸上的新闻，有时也炒炒股票。

谈到改革开放以来居住环境的变化，李幛喆感受颇深。

1988年，32岁的李幛喆即将结婚，此前他一直与父母挤在筒子楼中。厨房、卫生间都是共用的，已过而立的他感觉十分不便。当时，李幛喆所在的单位有5套福利房即将分给职工，这让他充满期待。经过申请与审核后，李幛喆分到了一套位于人民大学附近的一居室。“房子不大，20多平方米，也是因为我快要结婚了，单位照顾我了。”

“比中了大奖还兴奋，像做梦一样。”喜悦的心情让李幛喆彻夜难眠，在拿到钥匙后，他便第一时间来到了自己的“小窝”。房间中四白落地，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李幛喆拿着抹布把房间中的玻璃擦了一遍又一遍。

配置了一张床、一个衣柜、两把折叠椅与一张折叠桌，李幛喆便住了进去。“当时也没有装修的概念，折叠的桌子又能吃饭，又能看书学习。”

分到了房子，同事们十分羡慕李幛喆。在小屋子里，夫妻二人请来了同事，吃了一顿家常便饭。

4年之后，李幛喆得到了第二次分房的机会。交了第一套房子，在翠微西里小区分到了一套60平方米的两居室。“这下感觉屋子大多了，又在屋里添置了电视机、沙发。”

一居室使用的电表是李幛喆不久前花了20多元新买的，当要搬出小房子的时候，他向分到这间房子的人提出了电表的费用问题。“那人很爽快地答应给我20块钱，他也想赶紧搬进来住。当时的条件有限，现在想想特别好笑。”

1998年，福利分房政策取消。与李幛喆所住的类似福利房，可以通过房改房的方式，将房屋产权卖给个人。“当时一年要交几百元的房租，买下这个房子要3万多元，等于三四十年的租金。”李幛喆起初没有购买，直到2010年才将房屋买下。“这下我从‘无产’变成‘有产’了。”

讲述人：赵岗 身份：商人

经适房 第一批业主 平房变成三居室

天通西苑三区，多栋32层的塔楼建于小区中。61岁的赵岗常在家中侍弄阳台中的花草，他已在天通苑住了18年。搬进天通苑之前，赵岗与父母一直住在帽儿胡同的单位宿舍中，一住就是30多年。

1996年，赵岗从机关辞职下海经商，他因此错过了单位的福利分房。“我爱人还在机关，但是因为差几个月工龄，没有在1998年的最后一次分房中分到福利房。”

1998年年底，以回龙观、天通苑等为代表的19个首批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在北京市房地产交易中心集中展示，也拉开了经济适用房在北京大规模开发的序幕。

“当时也是政府取消福利分房，开始推行个人购房的年代。”身边的几个朋友开始在天通苑地区看经济适用房，买房开始被赵岗提上了议程。“第一次到天通苑看房子，周围特别荒凉，只有一个售楼处，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道路也不好走。”

经济适用房的价格为2650元/平方米，6层的板楼。能够接受的价格，以及令赵岗夫妇较为满意的面积和户型，买房大计就这么定下了。“当年经济适用房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很多人都抱着观望的态度。我们商量之后就定了，都说金三银四，我们选了三楼。”

一年之后，钥匙到手，赵岗也成为第一批入住天通苑经济适用房项目的业主。“我们买的那栋楼是天通苑经适房里最先交房的，也是最先入住的。”

2005年，赵岗卖掉了旧屋，新换了一套145平方米的大房子，仍然在天通苑。

天通苑地区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地铁开通、立汤路通车，楼房越建越多。“商业多起来了，热闹起来了。不再是荒地一片、人烟稀少的天通苑了。”在赵岗看来，价格低廉的经济适用房在京城楼市扮演着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它让许多居民能够住进楼房中，从而提升了生活品质。

讲述人：郭先生 身份：行政人员

共有产权房 第一次买房 住房梦提前8年实现

这个周六，郭先生就将参加共有产权房的选房仪式。150套共有产权房等待着自己的主人，郭先生抽到了125号，虽然选房顺序有些偏后，但是这一刻，他与家人期待多时。

35岁的郭先生工作地在怀柔区，日常主要从事人事管理工作。今年7月，郭先生所在的单位开始做需求调查，了解哪些人有购买住房的刚性需求。“需求调查之后，就可以报名申请共有产权房了。”在郭先生眼中，这个新名词让他有些陌生，但他仍毫不犹豫地报名申购了。

一年多以前，北京推出共有产权房政策，作为政府与购房人按份共有产权的政策性商品住房，共有产权房的户型以中小套型为主，销售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商品住房价格水平。一经推出，便得到了与郭先生一样刚需群体的热捧，郭先生将申购共有产权房当成在北京圆住房梦最重要的机会。

“有一些申购的条件，比如要是当地引进的人才，在医疗、教育等行业。”在几千户的报名中，符合条件的有1700多户，经过严格的审核，郭先生最终成功地进入到申购怀柔碧桂园共有产权房的名单中。

“知道这个消息别提多高兴了，这回有自己的住房了。租房的几年中，至少搬了五六次家，不是房东不租了，就是房东要卖房了。”郭先生夫妇算过一笔账，以二人的收入情况，要想买商品房，“至少需要再等8到10年”。

郭先生的孩子刚刚两岁，父母日常帮助照顾孩子。此次选房的三个户型中，郭先生最想选的是118平方米的三居室。“这个项目房子装修后的房价是每平方米两万元，只是周围项目价格的一半。如果能选上三居室的话，我们这一大家人就都能有自己的空间了。”郭先生申购的共有产权房，个人产权份额比例为65%。

一年之后，郭先生便会拿到钥匙，住进属于自己的家。

“宏观经济失控的根子，在于决策的指导思想上没有真正转变追求高速度的旧观念。……这一看法并非没有根据，目前缺乏科学论证的工程和‘首长工程’不在少数。”

1988年1月12日，新华社发文《关于物价的通信》，其中有上述一段话。

从1984年开始，高层多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关键、难度最大的是价格改革，这一关过好了，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当时，商品价格实行价格双轨制，即一部分商品价格由国家计划控制，另一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进行投机，以各种手段通过低价囤积计划内商品，再以高价在市场出售，牟取暴利，造成市场不稳定，价格波动。

1988年7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上涨幅度为19.3%。8月中旬的北戴河会议决定，“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开放，由市场调节”，史称“价格闯关”。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一场席卷全国的抢购风迅即掀起：商店人山人海，商品被抢购一空，有人买下200公斤食盐，有人买下500盒火柴；银行发生挤兑，有的地方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群众在愤怒之下把柜台推倒。

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做好当前物价工作和稳定市场的紧急通知》，采取紧急补救措施。9月，十三届三中全会做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抢购风潮逐渐平息。[1]

“资本主义有把牛奶倒入大海的事，难道社会主义也要出这种事？”

1988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长沙白菜特大丰收，市场爆满，菜价大跌，菜店拒收，菜农请愿：我们按政府计划种了菜，为何不收？百般无奈之下，长沙市政府拿出11万元收购白菜，就地销毁，约有200万公斤白菜倒入池塘。

读者纷纷给报社去信去电发表意见。有人怒问：“资本主义有把牛奶倒入大海的事，难道社会主义也要出这种事？”

“中南海里购股票”

198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则不到300字的报道《中南海里购股票》：中南海国务院大院里，汇集了很多人，都在踊跃购买一种从来没买过的东西——股票……

当日早6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广播了这一消息。上午9点，李鹏问国务院办公厅：“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了？”

事实是，此前的9月8日中午，刚刚组建的沈阳金杯汽车股份公司的工作人员，把该公司的招股章程，贴到了与中南海一墙之隔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食堂门口，并告知众人：当天下午卖金杯股票。

办公楼大厅过道处，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就是股票售卖点。

当天下午，一共卖了价值2.7万元的金杯股票。

9月15日，《人民日报》发更正：“9月11日本报一版刊登的《中南海里购股票 》一文，是一篇完全失实的报道……”[2]

几位买了金杯股票的干部吓得退回了股票。

金杯汽车的负责人赵希友被叫到北京，花一周时间写了检查。

赵希友上了1988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被誉为“中国首位国企股份制改革家”[3]。

[1] 陈文森：《1988 价格双轨制》，网易“中国制造”专题，http：
//news.163.com/09/0908/20/5INF77TG00013N5H.html。

[2] 李幛喆：《“中南海里购股票”风波》，《中国证券报》2008年11月3日。

[3] 刘滨、刘艳玲：《赵希友：〈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华商晨报》2008年12月19日。

本文摘自《直言：1978—2012中国话语》，刘青松 编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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