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塑造着面向智能时代的治理模式。面向智能时代，我国在科技革新和制度变革的驱动下，在全球率先推进智能治理的实践应用及模式探索，进而基于中国实践形成了赋能政府、赋权社会和赋智决策三大智能治理路径。

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迅速发展，塑造面向智能时代的治理模式，成为推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数据显示，北京市政务数据开放走在全国前列，已无条件开放115个市区级单位，公共服务事项指南、财税金融、城市管理等领域公共数据集15880个。与此同时，作为国家人工智能先导区，北京海淀、朝阳、西城、昌平、通州等区已开始或完成“智慧城市大脑”相关部署，迈向全域场景开放的智慧城市2.0阶段。

报警声音发出后，正在值班的枣子巷社区党委书记陈世蓉立即拨通了小区网格员的电话，网格员在十几分钟后赶到老人家，原来老人身体不适，一直躺在床上。网格员赶紧将老人送到医院，避免了意外发生。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青岛、杭州、南京、宁波、武汉、厦门等地已制定或实施智慧城市发展的专项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智慧城市试点数量已经达到290个。

数字时代，机遇与风险并存。条例严格规范数字经济监管，完善困难群体的数字化服务保障措施。

搭建生态智慧交通体系：在双碳战略推进背景下，搭建生态智慧交通体系尤为重要。城市管理者在交通领域中充分运用互联网、云计算、自动控制等技术，对城市中的交通运输、交通管理、出行安全等问题进行全面管控，以有效协调交通系统在城市区域中的服务力。具体实施中，城市管理部门可将绿色交通置于优先规划的位置，增加自行车交通、步行交通的道路设计数量，倡导全民绿色出行。同时在规划中还需注重采用TOD技术，进行生态区域规划，比如在地铁口、商场、生态景观等区域增设非机动车数量、安排非机动车停放位置，并禁止机动车进入，缓解这些人流量大的区域内的交通拥堵问题。同时还应构建城市智慧交通管理系统，定时将每一时间段的交通情况、道路状况下发到广播站、市民移动设备中，以便市民及时查收，合理安排出行，如此能为有效构建生态智慧交通体系提供可行建议。

金牛区智慧治理中心主任吴明成介绍，金牛区有机融入成都全市的数据资源体系，打造支撑全区、赋能基层的城运数据底座，汇聚了人口、事件、物联、视图、社会行业等全区数据资源近3亿条，实现数据在区内的高效流动。全区998个网格、2481个小区院落、120.31万人口上网入图，实现多维度人口画像，治理力量对应匹配，做到对“院落有谁、谁管院落”心中有数。

谢川在主持内江市大数据局(中心)全面工作的同时，还兼任“数字内江”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认为，通过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构建城市数据资源基础体系，促进城市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赋能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和产业创新，实现“优政、惠民、兴业”，能够让内江这座城市更加宜居、更具韧性、更有智慧，塑造内江新型智慧城市服务之“门”、成渝新型智慧城市发展之“柱”、全国新型智慧城市示范之“窗”，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社区是一个城市的细胞，智慧蓉城建设离不开智慧社区的打造。成都市启动智慧蓉城建设以来，一批智慧应用也在社区积极探索中。

深圳市智慧城市科技发展集团董事长张晓春认为，超大城市的独特性增加了城市治理的复杂度，创建数字孪生城市，可以让城市治理中的数据更全面、响应更及时、决策更科学，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助力城市治理再上一个台阶。

“以前驾车在公交车后行驶时，经常因为视线阻挡误闯红灯。现在公交车后显示了不同方向红绿灯倒计时，‘黑科技’让城市交通更安全了。”重庆市民杨思林说。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成为世界各国文明发展的共同目标。在数次科技革命的驱动下，世界各国探索着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促进着人类文明的演化和发展。经典现代化理论来源于对欧美先发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归纳提炼，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从欧美现代化的“地方性知识”拓展为所谓适用于后发国家的“普遍性知识”。而过去三个世纪的全球现代化历程表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路径并非连续的、线性的、单一的，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迥异的资源禀赋、制度形态、文化价值和国际格局，实践着既具共性又模式各异的现代化路径。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纵深，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新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社会大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大多始于2016年初的人机大战，AlphaGo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这一胜利震惊全球，让人类认识到专用人工智能的潜力。2022年11月，ChatGPT智能聊天机器人横空出世，展现出强大的自然语言理解和文本生成能力，通用人工智能成为现实，引发了全球社会对人工智能革命的关注和热议。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掀起了社会革命的浪潮。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我国“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叠加并进，在二者交错发展的“社会实验”中，智能技术与治理实践的深度融合与互促推进，凸显出智能时代我国治理模式的引领性发展。智能治理正反映了这一过程中机器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治理，以及机器智能和社会智能的同步演化、互相强化。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被应用于国家治理、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多样化治理场景，智能治理模式、技术和方法正在快速迭代发展。

首先，智能治理对政府组织发挥“赋能”效应。政府智能化转型拓展了政府治理的领域。在人工智能浪潮的推动下，数字空间逐渐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数字社会与现实社会日益融为一体。国家治理不再局限于物理世界，而是拓展到数字空间，要求治理主体全面掌握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的经济社会运行规律，实现机器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协同共治。政府智能化转型还丰富了政府的治理工具。运用人工智能，可从更宽领域、更长时段、更高精细度对公共事务和政策过程进行分析，更加准确、及时、深入地把握多元诉求，预测研判社会发展趋势及潜在社会风险，提升政府决策、监管和服务能力。智能治理还有助于重塑政府决策流程，提高政府应对和处理社会危机及自然灾害的反应速度与敏感程度，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提升决策质量和施策效能，促使政府形成一种集数据驱动、智能嵌入、社会协同为关键机制的新型治理能力。

其次，智能治理对个人和社会施加“赋权”效应。依靠人工智能，个人和社会通过获得信息、参与表达和采取行动等社会实践方式，在提升自身参与能力的同时，提升社会协同能力。智能技术普及应用，促使普通公众采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极大提升，由此切实提升了普通公众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智能技术赋权社会组织，促进了组织内部协同能力提升，促使虚拟化、平台化、去中心化社群的形成，显著提升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智能技术还驱动着政社协同格局的构建，经由机器系统实现社会系统与政府系统的有机融合，不仅促使公众参与意愿和能力的提升，而且培育了社会协同能力，进而推进公众、社会组织与政府构建协同共治格局。

最后，智能治理赋智集体决策。一方面，智能治理重视个体智慧，以开放、平等、包容的方式吸纳个体智慧，集思广益。数据是智能治理智慧来源的基石。智能治理强调人本主义，因此感知人的情感、认知人的偏好、理解人的逻辑、回应人的诉求成为智能治理的基础能力。另一方面，智能治理激发多元治理主体主动性形成优势互补的集体协作模式，经由机器智能激发社会智能形成集体智慧。通过构建囊括政府、科技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多元主体的生态伙伴关系，政府将人工智能引入国家治理，依托智能设备监测经济社会运行，汇聚多源数据感知社会运行规律，利用高效算法预测研判趋势风险，经由规划决策系统实现精准科学决策，凝聚集体智慧提升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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