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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内生增长理论与最优知识制度设计》

这时，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根据释放的信息做出正确判断和决策，有利于企业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降低交易风险和成本，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发投入和社会责任表现也可以作为信号传递的方式。研发投入是形成企业独特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一直受到投资者的重点关注。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使得保守型的投资者望而却步。

和传统增长模型的最大区别在于，在内生增长模型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因为有了知识产权（专利）保护，公司在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之下，会自发成立研发部门，投资于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

之后，新增长理论以企业知识的积累活动为研究核心，通过不同的维度延伸，探索知识积累如何在长期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构建了一个随时间变化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知识生产函数，可以直接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外部性而需要政府主动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做出合理解释，并就外部性的相关问题提出政策主张。

罗默与卢卡斯

一九九三年美国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计划成功打破了美国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帮助美国经济实现了长期快速稳定的增长，迎来了近30年的黄金时期。随着信息化发展，其主体已不单单局限于单个企业，而是拓展到企业、社会、生态系统等主体，支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信息化技术也从主要注重软件、系统操作，发展成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

企业如何创新转型，从而实现经济效益长期增长？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M. 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值得借鉴。

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用软件等的数字化的技术范畴，从而改变了企业创造价值的方式，例如谷歌和苹果两家公司通过平台和生态系统创造新价值。信息化被纳入基础设施的范畴，逐渐向数字化升级，承载着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位置，作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二〇二〇》指出，广义上数字化转型被理解为产业数字化。

罗默1989年将我带到斯坦福后，曾一度研究经费告瓮，于是请正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访问的巴罗暂时“聘”我为研究助手。可见两人的关系不一般。为了使巴罗能正常地从他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经费中给我资助，我还办理了一张哈佛大学的访问学生证。这么说来，我估计自己是读博阶段唯一一位拥有四所大学学生证的学生(正式或访问：罗彻斯特、芝加哥、斯坦福、哈佛)。

需要补充的是，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洪都拉斯于2012年9月宣布推出宪章城市计划，并与国外投资者签订了备忘录。在这一切看来十分顺利的时候，罗默教授作为洪都拉斯宪章城市“公开委员会”主席突然与其他成员共同发布公开信申明不再与洪都拉斯政府有任何官方联系。简而言之，其前因后果为：洪都拉斯总统虽然曾签署“公开委员会”五位成员的任命书，赋予其任命“特首”、维护政策制订中的公正透明等权力，但该任命却没经过政府正式发布(其中原委一直没有公开)，因此从法律上来讲，该委员会尚未存在。当该委员会向洪都拉斯政府索取上述备忘录的细节时竟然无法获得。罗默教授等认为在此环境下，“公开委员会”已无法继续开展工作，故而退出。

原则三：情绪（Emotion)

因此，只有技术创新的成果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时，技术创新才能真正推动经济发展。讨论了创新在社会系统成员中以某种可预见的形式传播扩散并逐渐被认可接受的过程。该理论将社会系统中创新成果的接纳者按其对新产品或服务的态度分为：创新者、早期接纳者、早期大众、后期大众和滞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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